“现在你还觉得命运把你装订得极为拙劣吗？”采访中，我这样问范雨素。她似乎犹豫了，但很快淡淡地说道：“内容依然不忍卒读啊，只是封面从简装变成精装了。”

　　第一次听说范雨素，是因为2017年横空出世的那篇《我是范雨素》。近万字里，我拼凑出她的前半生：初中学历、热爱阅读、北漂成为育儿嫂、离异抚养女儿……那是一种时而冷峻，时而幽默，无奈而坦然的自述。凭着这份与世俗地位不符的文学造诣，范雨素毫不意外成为了新闻焦点。爆火的那一年，她采访了11位记者，在杂文中调侃他们“个个踏实敬业，个个都买不起城里的房。”而范雨素告诉我，那些记者如今买上了房，甚至有人邀请她去参加婚礼。暌违六年，五十岁的范雨素带着新书《久别重逢》淡然归来，那场流量沙尘暴改变她的人生了吗？带着这个疑问，近日，《新闻晨报》记者专访范雨素，试着找回“消失的六年”。在新书中她写道：“人生是颗菜籽命，落到肥处是棵菜，落到瘦处是根苔。”显然，范雨素的生命没能落到“肥处”，但她拥有苔藓般的生命力。无论出于何种境地，都坦然面对，向上生长。

　　那是2014年的某个周日，在北大任教的张慧瑜来到北京皮村为这里的工人开设文学课。范雨素写了一篇《名字》交给张慧瑜，被收录进了授课PPT。她第一次感受到创作带来的满足感，而在此前的数年里，她的人生也不曾离开过阅读与文学。

　　范雨素出生在湖北襄阳的打伙村，母亲给她取名范菊人，给其他姊妹取名桂人、梅花。家里的大哥为了能考上大学当文学家，将家中的稻谷麦子都卖了换成文学刊物。没有粮食，他们一家人只能一起吃红薯。

　　八岁那年，范雨素就能看懂竖版繁体的《西游记》，她为自己感到自豪。十二岁那年她又爱上了琼瑶写的《烟雨濛濛》，便自作主张改名叫范雨素。那时的她觉得“一个人如果感受不到生活的幸福和满足，就是小说看少了”。

　　十二岁，她在纸上写要“赤脚走天涯”，后来她真的独自到海南流浪。二十岁，她不愿忍受坐井观天的枯燥日子，去往北京谋生。在一段长达六年的曲折婚姻结束后，她带着女儿们住进了北京皮村，陆陆续续从废品回收市场给女儿们买了一千斤的书。“一本书从来没有人看过，就跟一个人从没有好好活过一样，看着心疼。”《我是范雨素》中她这样写道。

　　在成名前，范雨素就有了创作长篇小说的想法。刚开始写，她特别害怕，拿起笔来不知道写什么。她觉得自己上学少，不太自信，写作只是为了满足自己。为了写好这本书，她特意去国家图书馆借阅书籍，在网上购买了全套的《聊斋志异》和《东周列国志》。2017年，凭借《我是范雨素》一举成名，她辞掉了月薪六千的育儿嫂工作，每天上午去做家政临时工，下午和晚上读书、写作。

　　“忽然间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，要写好这本小说，不管能不能出版，能否赚到钱，我要做好这件事。虽然每天箪食瓢饮，吃得特别差，住得也特别差，但因为有了目标，就有盼头了，有精神头了。”

　　这是范雨素的新书《久别重逢》中收录的一段话，这本筹备多年的新书终于和读者见面。尽管是自传体小说，但它不同于《我是范雨素》的真实犀利，反而以一种奇幻的色彩容纳了各类传奇故事。书中的主角是范雨素的亲友，他们每个人都被写成是王侯将相的转世，因缘际会相聚在打伙村。

　　2017年，《我是范雨素》把这个在生活中挣扎的母亲拖到聚光灯下，面对突如其来的镜头和陌生面孔，范雨素显得有些错愕。出名后的头几年，皮村的平房门前人中欧体育来人往，有记者，有作家，有出版商，来邀请她参加活动的人络绎不绝，人们叫她“农民作家”，那时的她，是个不折不扣的“网红”。

　　但在这个热搜更新频率以分钟为单位的时代，网红都如烟花般短暂，范雨素没能抓住这个绽放的机会。跟那些走红后赚得盆满钵满的人不同，范雨素最火的那几年，唯一的中欧体育额外收入是参加各种活动的出场费，一年只有几千块。

　　曾经有出版商拿着20万现金找到她，想要出版她的书，被她拒绝了，理由仅仅是“我已经答应别人了”，哪怕那只是口头约定。她从不为这件事感到后悔，“在北京，20万能改变命运吗？顶多算是手头宽裕。”现在的范雨素依然租着东五环外一个月几百块的平房，打工挣的钱依旧是她主要的经济来源，“在自媒体写作赚钱，我没那个能力，在这个年纪也不会妄想了。”

　　毫无疑问，写作没能成为斩断范雨素命运枷锁的利剑，但好在，它化作微风，吹散了她身上的阴霾。

　　起初，范雨素从湖北襄阳老家来到北京的时候，她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“山穷水尽”，身上没有一分钱，还带着两个孩子，强烈的自卑感让她甚至不敢直视别人的眼睛。“但我又不可能让两个孩子饿死，只能想办法赚钱，慢慢熬。”

　　在这段“不忍卒读”的时光里，从小喜欢文学的她决定写一本小说，写她认识的人的前世今生。白天打工，晚上写作，她用六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部长篇小说。后来又因为出于对母亲的愧疚，写下《我是范雨素》，引来无数人翻阅她的生命。

　　“一想到在正月的寒风里，八十一岁的老母亲还在为她不成器的儿女争取利益，为儿女奔走。我只能在这里，写下这篇文字，表达我的愧疚，我还能做些什么呢?”

　　在她看来，写作带给她的，除了荣誉，就是自信。出名前的范雨素从不做小时工，因为只有不停地工作，尽可能多存钱，才能给她带来些许安全感，“我出名以后，就敢做小时工了，敢去看书，终于可以平视所有人。”

　　范雨素曾说喜欢和“有力量”的人呆在一起，在她那里，这种力量的代表是那些坚信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的人，是在人生“山穷水尽”的时候还能向着“柳暗花明”使劲的人，她觉得自己也是这样的人。

　　范雨素的两个女儿，一个成了白领，一个在上大学，她说：“作为母亲，看到两个孩子都过得很好，对我是一种巨大的宽慰，比写书更有成就感。”她的生活渐渐有了柳暗花明的感觉。

　　在“农民作家”无法靠写作改变命运的故事集里，范雨素不是个例，甚至可以说，成功才反常。余秀华历经出走后的爱与不爱，还是回到她在横店村的平房；“矿工诗人”陈年喜的生命也如同矿山深处的炸药一般，轰地炸开，而后又迅速归于平静。

　　对“农民作家”这个说法，范雨素表现得很矛盾，一方面她坦言：“自己其实不是很在意这种标签”，另一面她又觉得，什么时候“作家”前面不加“农民”或者“农民工”了，才是一个国家更加文明的象征。2015年春天，范雨素受邀去参加一个会议，在会上她面对众人说道：“希望有一天农民工和艺术家都能成为中性词，没有高低之分。”

　　对于自己的新书，范雨素并没有太多期待，因为她觉得自己的文字基础并不好，《久别重逢》出版，已经给了她极大的满足。每一个文学作品初问世时，免不了受到褒贬不一的讨论，有人觉得她写得杂乱，但这个依旧靠打工过活的单亲妈妈也只能说“尽力做到最好”。

　　范雨素想在小女儿自己能谋生后，就去一个偏僻的大山里做志愿者，教小孩子读书，她希望能托举别人的生命。“我觉得这样老去挺好的。”她说道。

　　在出名后的这些年，范雨素不仅出了书，还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，跟她一样入围2022年作协名单的还有贾浅浅。不过，她更希望别人在提起她时，第一时间想到的是：一个有力量的母亲，一个爱读书的妈妈。

　　北京的春天，风还很大，但午后的阳光一如冬日中的那般温暖。一个平常的周末，范雨素伏在桌前发愣，久久不愿动笔，她又开始想：这写作真是比做保洁还累。